给名校大师做书,就像在分赃

2021-04-07 10:29:31
1.4.D
二八杠认牌

前言 2017年,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,入行不到两年,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。 出版听起来“高大上”,其实也是一门生意。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,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,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,处理各种关系。 有前辈说,出版业的“黄金时代”已经过去,但我不相信。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,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,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,他们还在坚守初心。 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,记下遇到的那些人,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。他们也应该被记录。

1

2017年5月,我即将研究生毕业,工作却依然没个着落,心中不免焦虑万分。这时,一个老师突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某出版社当编辑,说他有一个姓朱的老乡在这家出版社工作,最近升任编辑室主编,“正在组队伍,想招一个专门搞历史的人”。

这是我从未想过的就业方向——历史学研究生就业面很窄,除了去中学当老师、考公务员,差不多就只剩下继续深造读博了。老师口中的这家老牌出版社,学术书做得非常好,在我心中是“圣殿”般的存在。

6月,这位朱主编正好来我市参加一个学术会,在老师的引荐下,我们仓促见面。大热天,朱主编穿着长袖西装,汗水已经把他胸前的衬衫浸湿了一大片。他背了个沉重的黑色公文包,穿梭在各个教授之间,不停地发名片、扫码加微信,忙得像个推销员,我都没有上去打招呼的机会。

之后,我向这个出版社投了简历,经过层层筛选,终于在7月成功进入文史编辑室。入职那天,朱主编跟我大谈“出版人的使命与情怀”,说话时,他不大的眼睛很聚光,嘴巴一直咧着笑,嗓门又大又响,显得精神头很高昂。大概是因为工作长期伏案,他的脖子已经明显前倾,又因操劳过度得了神经炎,走路都有些歪了。

这些都让我很触动,每天都想卷起袖子大干一场。可工作了一个月后,我发现现实中的编辑工作既没有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的插科打诨,也没有日本职场剧里的光鲜亮丽。每天编辑们都埋在一堆稿子里,被规定的流程、繁杂的事务折磨,整个办公室如同一潭死水。

我很好奇大家为什么会来这儿工作,一个前辈说,他们都是被朱主编的“热血”忽悠过来的。工作之后才发现朱主编只会画大饼,待遇也不见涨,坚持到现在,就是在等着做他答应的“好书”。

我问:“那接到好书了没?”

同事们冷笑,然后继续埋头看稿子。

转眼到了年底,一晚加班结束后,朱主编突然拉着我去吃宵夜,说“你来了那么久,也没跟你好好交流过”。

从下午开始,朱主编就一直咧着嘴笑,我猜他可能签了什么大单,想找人炫耀,只好苦笑同去。

饭桌上,朱主编依然和我大谈出版人的情怀,我听累了,最后连敷衍的话都懒得说。看我露出不耐烦的样子,他话锋一转,问道:“X大的季教授你认识吗?”

我顿时来了精神——季教授是学术圈里的大佬,他写的书我读过不少,是我的偶像。

朱主编得意地说:“我找季教授谈了一个大项目,‘民国大师文集系列’,书很容易做,资助费也不错,把这么一套书搞好了,就能劝季教授成为咱们室的签约作者,以后咱们在社里的地位就稳了。”

在出版行业,民国大师的文集一直都是热点:一来,这些大师的著作基本都过了版权保护期,不用交钱,又不易触碰红线;再者,这些文集基本都有现成的材料,编辑们不用做太多的修改,出版成本非常低。

看着朱主编一脸谄笑,我就知道,这本书估计又是一个“交易”。自从出版社改制,开始自负盈亏后,出版市场的竞争就变得非常激烈,不仅社与社之间在抢选题,连每个出版社内部各个编辑室之间也在抢夺资源。不久前,隔壁编辑室刚搞了一套民国大师的丛书,反响很好,获得了一堆表彰。显然,朱主编又眼红又担忧——因为隔壁室的主编跟他资历相同,俩人正为了一个升职机会明争暗斗。

不知朱主编怎么联系上了我们社的重要作者季教授,提出“照猫画虎”,也搞一套“民国大师”——国家正大力号召复兴传统文化,不少高校趁势跟风,相关研究的项目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头。作为学术界大佬,季教授当然不甘落后,也想做一套符合自己身份的书。季教授和朱主编一拍即合,朱主编奉承道:“当今的大师为过去的大师整理注释,强强联合,乃是学术界的佳话。”

不知季教授是怎么想的,反正我在饭桌上听了朱主编的复述,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

2

凭借季教授的名望、朱主编的关系网,出版所需的“资助费”很快便从高校申请到了。不出意外,我们社也麻溜通过了立项,接下来就是关于合同细则的谈判了。

经过反复商讨,双方最终敲定:这套丛书共10本,每本书的资助费为3到5万,书稿由季教授的学生进行整理,我们给每个整理者3千到5千的“整理费”;季教授本人只用撰写一个整理前言与后记,我们会付给他一笔不菲的“顾问费”——这也是朱主编能签下季教授的关键原因。

此前,我一直以为大教授都不拘小节,尤其是对金钱看得淡,没想到季教授却连每次的校对费都抠到几块几毛。我私下嘲笑季教授抠门,朱主编却摆摆手让我闭嘴,说现在高校对项目资金使用限制很严格,文科项目经费少,大家都想尽办法套现,“让学生帮忙报销发票很容易出问题,(高校教师)跟出版社合作,用劳务费的名义结算,既体面又实在”。

我不得不佩服季教授的手段,但依然很疑惑——他看起来也不像是缺钱的人,怎么连这点小钱也在乎?这下,朱主编不接话茬了,只说晚上有酒会,让我们去把季教授陪好,“一定要尽兴啊!”

我不清楚这个“尽兴”是何意,但领导既然有安排,我只能服从。不过,能结识季教授是莫大的荣幸,我还是激动万分。

在晚宴上,我第一次见到了季教授。

他年近古稀,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,脑瓜顶中间锃亮。虽然身形显得老迈,但一看气质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。他戴了一副金色大方框眼镜,两边的腮帮子耷拉着,端坐着抽着烟,时不时指导正在打牌的学生,有说有笑,没有一点师长的架子。

开席后,季教授只喝茶,但眼睛时不时地向门外瞅,大家也都跟着拘束,没人敢率先动筷。突然,一个人闯了进来,叫着:“季老师,跑了好几家店,才找到你要的澳洲红酒。”季教授赶紧欠着大半个身子接过红酒,解释道:“年纪大了,只喝红酒了,对身体好,而且澳大利亚的日照足,红酒更好喝。”

大家笑了笑,朱主编跟另一个老师像是接到了命令一样,同时打开了两瓶白酒,给在座的各位老师满上。

酒一喝起来,气氛就大不一样了。别看是红酒,季教授喝起来却不含糊,不仅主动跟每个人碰杯,每杯还必须来个祝酒词。喝到中间,季教授干脆把袖子一撸,各种荤素段子满嘴跑,不文明的词汇也频频蹦出,惊得我一愣一愣的。

朱主编开始敬酒了,他跟各个老师勾肩搭背,把腰躬得更低了,嘴里一直说:“以后出书找我。”老师们拍着胸脯答应:“没问题。”

很快,朱主编就把自己灌得五迷三道的,最后连“以后大家都是兄弟,出书好商量”之类的话都跑了出来。

回到家,我过了好久都没反应过来——这个酒,怎么喝出了一种江湖气,甚至还喝出了分赃的感觉呢?

3

项目敲定,接下来就是给编辑们分配任务了。但奇怪的是,编辑室里的老编辑集体拒接季教授的书。作为新人,我被安排了5本书的编辑工作,项目组里的其他伙伴,也都是工作才两三年的新手。

后来一个前辈告诉我:做这种书,发稿量是按普通书的3折计算的,但付出的精力却一点不少;而且,这种“民国大师文集”可能已经出了几百种版本,价值早被挖干净了,重做没有多大意义;此外,季教授手下的那批人仗着自己名校出身,出了名的难伺候。所以老编辑们才不愿意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书。

我没有选择的机会,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推进。在与季教授商讨时,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:第一批书要在2018年6月出版——因为秋季开学后,他们学校要进行教师职称评选,一些帮季教授干活的青年教师,需要这些书当评选资本。

我手中有2本书在“第一批”的清单里,我们正式展开编辑工作定在春节后,想在4个月内完成任务,是个巨大的挑战。

不过很快我又遇到了更令人头疼的问题——催稿。

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高校教师,手上的事多,搞学术拖拖拉拉很正常。其中一个陈老师的书,是第一批书中的“主打”,朱主编要求我在春节后第一时间就要拿到编校稿,可陈老师一拖二五六,从春节拖到清明,我一天催三遍都不行。

最后,我们只好找到季教授,说如果陈老师再不交稿,“那违约就要算在你们头上”。后来听说季教授专门跑了一趟,把陈老师臭骂一顿,他才加班一周,把稿子给了我。

虽然闹得有点不愉快,但我和陈老师的交流也因此多了些坦诚。陈老师说自己也不想拖,实在是没工夫:“我已经毕业五六年了,现在正准备申请副教授,说句老实话,我现在又不跟季老师在同一学校,做是情分,不做是本分。”

听他言语之间颇为不满,我便问他当初为什么答应接这个项目。陈老师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,季老师的面子太大,以后在圈子里混,还要靠他提点。我觉得陈老师有些虚伪,便带点讽刺地说道:“也不算白忙,这个不是有钱拿的嘛!”

“就这几千块钱?还不够费工夫的呢!”陈老师愤愤地说,这书是挂在季教授那个大学名下的,他所在的学校不认,而且花那么多时间整理,都赶上自己写一本书了。

我说如今好多高校教师出书都是随便搞搞,陈老师很不屑:“我是不会像我那些师兄弟一样,让一个漏洞百出的书流出来的,好歹也要稳住学术的底线。”

听他这么说,我顿时放心许多,也顺口问出了困扰我许久的问题:“季教授那么大名气了,干嘛申请做这个项目?按理说,他也不差这点出版费吧。”

“季老师不在乎,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年轻博士们在乎啊!”陈老师说,自己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,30多岁才开始工作,之后买房、结婚、养孩子,正是要钱的时候,几千块钱也很重要。况且文科项目的经费就那么点儿,只有靠项目数量来凑,“如果连这点资助季老师也不帮他们,以后谁还跟季老师混呢?”

我也听过一些传闻,说季教授当初并不想做这个“民国大师文集”系列,毕竟是炒冷饭,传出去不好听。可他的几个学生找到朱主编,冒用季教授的名义放出风去,把出书搞成既成事实,季教授才不得不妥协。

私下里,季教授曾无奈地对我说:“我也想出好书,但是在这个圈子里不能只为自己考虑。自己好不是真的好,尤其是自己的学生嘛,也是要多照顾照顾的。事情既然做了就做好,共赢嘛,毕竟肥水也没流外面去。”

想到这些,我心中五味杂陈,其实在读研那会儿,我就感受到了如今学术圈的浮躁之风,一些老师对金钱的计较尤甚,哪怕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,也不能免俗。

不过也能理解,毕竟在现在这个社会中,没有物质基础,任何活动都无法进行下去。搞学问也不能只靠单打独斗,有钱才能呼唤到人干活,而那种纯粹的学术环境,大概只存在于书本之中了。

当初,朱主编特地跟陈老师交代:“能搞多细就多细。”陈老师果真照办,不仅对原始本进行了校勘,还结合其他出版社的版本做了综合添改,他添加的注释甚至达到了全书的1/4。

一遍顺下来,怎么也要一个月,时间太紧。我向朱主编求助,没想到朱主编却说:“就这点资助费,别瞎忙,没必要都按照他修改的来。早点搞完拉倒,时间第一。”

我愕然:这种敷衍的态度跟他平时强调的“出版人的责任心”完全不符啊。看我不动,朱主编坚定地盯着我:“稿子的最终修订权在编辑手里,这也是合同里标明的,他再抗议咱们也是按章办事,怕啥?”

尽管我们按朱主编说的囫囵看稿,但还是因为别的作者拖稿,导致出版时间从6月推到了8月。眼看季教授那边就要开学了,第一批书还有几本没有完工。季教授直接找上门来发火,说新书发布会已经准备很久了,如果再拖,就要按合同走程序追责。

朱主编站在旁边像是挨训的小学生,不断地道歉。季教授走时,朱主编送他出门,临走还从办公室捎上了两瓶红酒。次日,朱主编捂着头,带着一股酸臭的酒气来到办公室,让我们在开学前先印出几本样书,应付完发布会再说。

8月底,季教授的新书发布会在X大召开,当天我因为有事没去,朱主编带另一个新同事去的,说是去见见世面。他们回来后,我问那个同事咋样,他一拍大腿就乐了:“那收益可真是太大了。”

同事说,他坐在会场中间,四周全是季教授的学生。他听见几个青年教师在底下低声抱怨自己的钱拿得少了,说季教授分配不公,甚至还有人说季教授占着位置、把着项目不往下放,好处都留给自己:“年纪那么大了还那么爱出风头,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出头……”

同事对我感叹道:“总之啊,我感觉他们就是看着有好处才跟季教授混的,季教授哪天真没利用价值了,他们翻脸绝对比翻书快。”

我想,或许这也是季教授不停做项目的原因吧,不然他真的会变成孤家寡人。

我打开浏览器,登录X大官网,发现新书发布会的照片和报道占了一整个版面。大家都夸书不错——其实很多人拿到是样稿,内容漏洞百出不说,有的样书甚至只印了一个封面,内页还是“白板”。那些来参会的人,大多只是走走过场,根本不会翻看新书。即使发现了问题,碍于季教授的面子,也不会在现场声张。况且,这群人大多自己也出过书,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看着专家学者们在称赞一本本不存在的“书”,我觉得莫名的讽刺。

4

在这套丛书收尾的阶段,季教授的一个学生联系到我们,说要在书的扉页加上一个“项目资助声明”。虽然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提及,但这也是常规操作,朱主编爽快地答应了。

没想到过了一周,又有一个作者打来电话说,还要再加上一个“项目资助声明”。我疑惑了——项目资助声明代表此书是这个项目的结项成果,一套书怎么可以二用给两个项目当“成果”呢?可同事却见怪不怪,说这种太常见了,他还见过一本书加了四五个项目名称的,“只要出钱的人没意见,咱们也不管”。

朱主编虽然面露难色,但还是答应了。不料,季教授又来电话,说还要再加两个“声明”。既然有先例,我也没多想,直接报给了朱主编。没一会儿,朱主编冲进办公室,说季教授这样太过分了:“一般一本()跟一个项目,两个我也就不计较了,哪能得寸进尺跟四个(项目)?底线不带这样降的。”

我小心地说,我看别的书也有这么搞的。朱主编一口回绝:“不,我不管别人怎么搞,反正在我手里这就是不行,这就是学术不端!”

我不再吱声,赶紧回复。季教授还想争取,主编亲自去了电话,耐心解释了很久。他说现在查得严,最好不要乱搞,并且坚持只能上一个资助声明。

商谈之中,不知季教授是生气还是厌烦了,说干脆一个都不加。主编依然没退让,之后他对我们说:“省事也不是这么个法啊!写的烂跟不想写是两回事,这是态度跟原则问题。”

可麻烦远远没有结束——既然是“丛书”,就要有“编委会”,编委会主编自然是季教授,但接下来编委们的排名却引起了小小的风波:起初说好,副主编只有两个,但是到底写谁的名字,却在季教授的学生之中产生了纠纷——他们都想当副主编,因为这对今后评职称还是很有帮助的。

那段时间,朱主编的电话就没停过,好几个作者都跟他说自己在此丛书中“发挥了很大作用”,让主编跟季教授好好商量。主编知道这事是个坑,就只说客套话,绝不表明态度,他还叮嘱我:“这事让他们自己折腾去,最后告诉咱们结果就行了——记住,不管谁找你,你就说把意见向上反映,啥事往我身上推就行。”

没几天,季教授改口说,副主编要变成3个,之后又变成5个。眼看“副主编”越加越多,朱主编只能出面协调,最后和稀泥,直接取消了“副主编”,全部成“编委”。

为了避免再出争执,编委名录按照姓氏拼音排名,朱主编打趣说:“排后面的,要怪只能怪爹妈不会起名喽。”

10月,这套“民国大师文集”终于上市了,通过质检,获得好评,社里大大称赞了我们一番。朱主编决定再接再厉,赶紧把第二批的书的合同确定下来。

按照原先的设想,这套丛书一年出版一辑(10本)就行,朱主编却打算将第二批扩到12本。他拿来一大堆选题单,让我填写后去找总编“特批”立项。

我们室本年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,我提醒朱主编,说我们实在没时间做。这时朱主编已经把我当成“自己人”了,他跟我透底,说每年年底学校的审计工作很严格,是季教授决定提前的,“他也好安心”。

“先把资助款拿到再说,做不做的出来另说。”说到资助款,朱主编眼里冒光,抿了一口茶,表情很享受,“拿到钱先把季教授的顾问费给付了,他也就不会说啥了。”

我忙了整整一个周末,终于把选题单全部搞完,刚以为可以松一口气,没想到在周三即将下班的时候,朱主编突然急吼吼地冲进办公室,把一堆选题单扔在桌上,宣布“开会”。

会议上,朱主编摘下了眼镜,用纸巾随便擦了擦,手明显在抖。最后,他红着脸急促地说:“赶快,联系这几个选题的作者,告诉他们,这些书不出了。”

如此一来,第二批书只剩7本能做了。编辑们都很震惊,上周还跟季教授在敲定细节,这周就违约,实在太打脸。我们询问原因,朱主编含糊地说,这几个选题跟隔壁室的选题重复了,上面不想浪费资源。

这个理由很牵强,选题重复在业内很正常,只要有资助款,社里根本不在乎做几遍。不过看朱主编的样子,大家也明白应该是出了大事,于是一哄而散,去联系各自的作者了。

朱主编挨了季教授的一顿臭骂,对方威胁说,要是再敢减少,就要撤稿,以后再也不会跟我们合作。最后,朱主编答应以后提高季教授的稿费比例,方才作罢。

这样一来,其他作者的积极性大大降低,他们整理稿子变得很敷衍,几乎没什么修改就直接寄给我们。不过这也减轻了我们的编校工作量。我还是有些担心,朱主编却满不在乎开玩笑说:“都是大师的作品,谁要说错,让他们去找大师们去,大师就是这么写的,你能比大师厉害?”

2019年上半年,第二批书如期完成,但新书上市明显冷清了很多,季教授连宣传的朋友圈都没发。

本来说好要继续商量第三批书的事,季教授却一拖再拖,朱主编也热情不再,告诉我们不要再催没交稿的那些作者了,“就算他们主动询问,我们也要拖一拖”。

朱主编阴晴不定的态度让人疑惑,直到在一次酒宴上,喝多了的他才告诉我们当时宁肯得罪季教授也要减少选题的缘由:出版社做书的成本中,“制版费”向来是一笔很大的支出,排一本几十万字的书,要付给排版公司大几千元的费用,季教授出一本书只给我们三五万元的资助费,如此一来,“制版费”就显得太高了。

本来,第二批书里有5个选题是隔壁编辑室做过的,那5本书最终的电子制版文件已经存入了社里的数据库。为了省去“制版费”,朱主编动起了歪脑筋,他找到数据库管理者,偷偷拿到了这5本书的电子版,然后又私下找了内部的排版员,以“外编”的形式让他们直接在上面修改。这样,我们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,财务报表就很好看了。

不过,这个违规行为被隔壁编辑室的同事发现了,他们直接捅到了出版社总编那里。按理说,大家都是一个出版社的,套用电子版无可厚非,可朱主编没有走正规流程打报告,连总编也瞒着。做领导的就怕被下属欺瞒,总编更不喜欢手下自作主张,加上朱主编之前报选题违反了很多流程规定,惹了众怒,总编干脆新账旧账一起算,一口气毙掉了我们的5个选题。

“不怕同行投诉,就怕领导不信任。”因此,朱主编宁愿得罪季教授,也要执行总编的指示。

5

6月的一天,朱主编悄摸摸地找到我,让我和其他几个同事在周末的中午去一下“大库”。

大库是我们出版社存放图书的仓库,位置偏远,以前只听说过,但没去过。库门打开的一瞬间,我就闻到了浓重的油墨味与霉味夹杂。库房超大,冷气开得很足,四周层层叠叠,大架子上摆满了书。远处黑黢黢的看不清,不知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存书。

周末偌大的库房只有我们几个人,朱主编七拐八拐带我们来到深处的一个架子旁,凝重地指了指地上的几个大箱子,让我们赶紧搬走。

按理说,书一旦入库,就跟编辑没什么关系了,我们很好奇,就开玩笑说,朱主编像是在带领我们偷书,盗窃公家财产。朱主编也乐了:“读书人爱书,怎么能叫偷呢?”

几个大箱子很快搬完了,我趁着间隙扒开箱子,看到了熟悉的封面——全是“民国大师文集”。这套书当时印了300套,一半由X大与作者们购买,细数一下,我们运来的大部分书都在,有的甚至连封装都没动,说明一本都没卖出去。

这也正常,市场上的这种“大师文集”太多了,我们做是精装版,价格偏高,普通读者也不会买;搞学术的人用的基本都是全集,很少会买这种不完整的版本;学校图书馆的需求量也不大,一般有一套就够用了。反正“资助费”挣到手,我们就已经完成任务了,存书到期照旧化纸浆呗。所以,库房旁边摞了一堆堆发霉损坏的书无人过问,压根不缺这一套。

下午回到办公室,朱主编又让我们把书全搬进来,见缝插针地摆放,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办公室雪上加霜。

直到几天后全社开年中大会,我才明白朱主编“偷书”的“良苦用心”。

出版社年中大会,除了总结、规划工作,还要推出下半年的一些新政策。这几年出版不好做,领导们想着法儿改革,所以一开大会,我们就很紧张,不知道又要折腾啥。

那天,我拿到社里的总结报告,看到其中有一条“清理库存”的政策。总编说,我们以前太看重资助费了,不关心销量,导致大量图书积压在大库里,就算最后化成纸浆,也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,还损坏了我们社的名声。因此,领导们决定从现在开始,实行“库存成本管理制度”,一批书在仓库放置达到一定时间,就开始向对应的编辑室征收“库存成本”,每半年考核一次。这样,“才能督促各编辑室在申报选题时考虑书能否卖得动,不能啥书都接”;同时,也鼓励编辑参与到销售环节中,“不能书做出来就撒手不管”。

我登时明白了:我们做的这套“民国大师文集”资助费低,给作者的酬劳却很高,如果再算上“库存成本”,这批书就直接成亏损书了。于是提前听到风声的朱主编干脆把书拉回办公室存着,大库查不到,就能掩盖一阵子。

之后的那段时间,每个编辑室仿佛都很忙,走廊里“咣当咣当”的小推车声不绝于耳——大家似乎都在往回“拉货”。

可书一直放在办公室也不是办法,朱主编让我们联系作者,说这些书现在打半折,问他们愿不愿意多要些。他还厚着脸皮去找季教授,不知许诺了什么,在季教授的示意下,他的学生又下了不少订单。

就这样,我们编辑化身为推销员,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打电话、发货。朱主编比我们更累,他白天联系各个书店与图书馆,晚上穿梭于各个酒桌,终于把这些存书卖出了一大半。实在卖不掉的,干脆做成几个套装,送给一些作者当礼物,把钱算在“公务支出”里。

最后的账目统计,我们的报表又是所有编辑室里最好看的。

我觉得这样不妥,毕竟这些书都是出版社的财产,可朱主编却说:“嗐,这几本破书,谁在乎呢?每年出那么多书,谁会一本本去核对去?又没少自己的工资一分,谁也不想惹麻烦。你没看到每年有多少化纸浆的(),都这么过来的。”

还剩下几本破损的书,送都送不掉,朱主编就拿去垫电脑显示器了。我每天看着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书被压在那里吃灰,心中不是滋味。

做完这套书,我对出版也失去了兴趣,一直在想,什么才是做书的意义。如果只是为了挣那点资助费,看着书变成纸浆,那么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。同事劝导我,说作者出了书、拿了稿费、评了职称;出版社拿到了资助费,利润多了一大笔;朱主编拓展了人脉,业绩更好看了;咱们拿到了工资,皆大欢喜。

“最后书卖得怎么样,还有关系吗?考虑那么多干嘛呢?”

近几年,国家对出版行业的管理越来越严格,三天两头强调“严把质量关”。我们社的领导层也大换血,新上任的领导开始清理流程。这让我更加心慌——虽然朱主编一直说要遵守流程规范,但他一直带头违规。其他编辑室已经盯上我们了,如果他再这么干下去,万一捅出大篓子,可能连总编也护不了他。

我细数自己手上的工作,发现已经埋了好多的“雷”,经过半个月的煎熬,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出版社。

临走时,朱主编专门跟我谈话,解释了他的“功利心”。他说,现在想出一本好书太难了,我们这种老牌的出版社行事刻板,一些青年作者因为资助费不够出不了书,而那些名牌大学的大教授却是选题做不完、经费花不完,“当初季教授分配任务,大都给了他有名声的大弟子们,我就建议分一些给小年轻们做,是给年轻学者一个机会,无论怎么说,先混个名声也不错的”。

我们编辑室虽然挣了不少的钱,但这些钱也补贴给了那些没有资助费的书。季教授的一个学生写了一本小书,很不错,但因为体量太小,没有申请到基金,还是朱主编帮忙挂靠到其他项目上,才得以问世。

朱主编越说越激动:“我也想紧跟潮流多出好书啊,但是咱们这种大社,规矩太多了,那些热点选题要反复审核,研究讨论,等到书出来了,热度也就过去了。现在政府不拨款了,咱们社那么多人要养,领导们只好逼着我们多接资助费多的书。大环境如此罢了!”

大家都说出版行业的黄金时代不在了,的确如此,我们社如同一个蹒跚的巨人,迈着沉重的步伐,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。

我开始有些同情朱主编了。他当编辑的时候出过不少好书,只是等他当了主编,一切都变了,他除了顾自己,还要负责全室人的“钱途”与仕途,以至于他觉得只有自己职位越高,才能有能力出更好的书。

离职后,我听闻朱主编又想重启那套“民国大师文集”第三批,就向前同事打听。不料那位同事一肚子牢骚:“嗐,朱主编听说季教授又拿下一笔基金,就想着把以前那个系列改头换面,再出一个新系列。”

季教授好歹也是学术大家,再怎么着也不会出重复的书,于是朱主编天天带人去“磨”。最后,季教授只答应把之前落下的选题做完,当然,朱主编又把他的“顾问费”提高了一个层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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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:《编舟记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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